作为非专业读者，进入并潜行其中的时候如同误入渐欲迷人眼的万花筒，在那些事例、构想与其背后的法理概念面前，自己渐渐产生出一种由失语带来的恐惧，但它就跟其它一切从我口中付诸笔端的类似表述一样，实际上只是一种由紧张和全神贯注的阅读行为生发出的不负责任的夸张的断想。毕竟，在接连到来的知识性焦虑所空出的缝隙之中总归还是能够同个体经验勾连来完成最后的理解步骤，这也多亏个体与历史的解释学循环同诗性语言与学术话语的交接，或许这正是刘阳老师所谓的文学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进入其它学科的生动体现，它所达成的效果是变晦涩为易懂——以将生命的轨迹与读者共振重叠的方式。

从人权出发到不同民权群体诉求再在更高的层面上复归人权的思考，可以说更系统地回应了我至今对女性主义的浮于表面（本想接着本书的路径终于能够在永无止境地延宕之后叩开女性主义的研究门路，但现在还是被更旺盛的与己相关的意识所阻隔）的思考：它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它是对女性权益的维护，更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与所有弱势群体密切相关（自METOO以来的近些年的女性权益运动让我看到的是一种可贵的突破可能，正如鹰顿对女性主义运动接棒在西方失落了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赞誉一样，但这些年来的进展和所看到的言论会让我更为警惕，因为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它可能并没有走向一条“更广阔的路”，而是显现出与八十年代解冻后相似的历史逻辑——用新的“一尊”取代此前的“一尊”（通常这被视为冷战思维的延续，但如今的社会似乎早已完成了对这条一度失落的小径的复返，这么想来也倒是能够理解了），在缺乏更系统性的辨析思考的情况下，我总隐隐感到它身上那种与“前辈”相似的最终会陷入停滞与自我攻谗的可能，在我缺乏知识储备的脑袋瓜里只能天真且不负责任地将之与我们所处的糟糕的公共语境关联起来（有趣的是，写到这里竟又能神奇地同吉野对多元主义身份政治不断演进下去所造成的分裂的担忧相联系起来，正如郭晓飞在前言里一语中的表述一样：“也许TZ者乐得这种不同身份打成一片的局面，因为这可以回避对政治合法性的颠覆性质疑。”））。吉野让我看到TXL权益对弱势群体的重要之处：“他们对自我展现的追求象征着我们所有人对真实的渴望。”我想少有人能够否认，这一独特群体中的每个个体几乎都会经历这么一次“自我”的痛苦的孵化的过程，它确实近乎一次鲜血淋漓的后天“分娩”，而这种对内心深处“自我”的直面使得这个群体得以区别于其它许许多多弱势群体，或许正因这种不可避免的（通常也是被迫的）对内心深处的“自我”的凝视（如果要用一个形象的类比，我能想到的就是犯罪影视中最常见的桥段：反派粗暴地将早已受到严酷拷打、奄奄一息——最重要的是被绑缚起来不能自由行动的主角拖拽到破碎的镜子面前，用锁喉的方式提起主人公自然垂下的头颅并让他看清自己此刻的屈辱面容），才会使得这个群体在与其他人一同面对启蒙与自由主义的观念时，能够天然地对它们更多出一些发自心底的认同（这或许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课本中哪些被批判的堕落腐朽的后现代作家、诗人有很多都属于这一群体了）。至少在我极为有限的阅历中，有意识且不惜一切努力想去了解“自我”为何如此并且真切地经历过这么一个求索过程，才是使一个个体最终成为唯一的“这一个”的重要因素。换句话说，只有真正地理解了“自我”，一个个体才会在存在的意义上变得整全，这也是同性恋群体中每个人的经历所能提供给所有人的洞见——他/她们在成为自己的过程中都无一例外地面对着直面并接受“自我”这一不可回避的议题。

吉野构建的“矫正—冒充—掩饰”三个阶段的论述可以说是一套极具概括性的对TXL群体在社会中面对的同化要求和困境状况的表述体系，它们都无一例外地既指向广阔的外部现实又指向深邃的内在心理。三者之间的界限是模糊不定的，不过以历史的眼光看待美国的同性恋权益情况，确乎存在在时间上呈先后顺序的由矫正到冒充再到掩饰分别占据主导地位的三个历史阶段。在我看来，认为从以矫正为主到以掩饰为主的历史进程中这一群体的状况着实得到了改善这一个论断所带给我的纠结，并不比当年钱锺书导读课上敬师提出的“现在的生活一定比八十年代要更好”这一论断带给我的纠结来得更少些。在后一个问题中，我一直深陷在对物质生活的极大发展以牺牲精神生活的发展为代价的这样一个实际结果的犹疑之中。现在，经过吉野的梳理，我看出这一少数群体确实经过这些阶段后进入了更好的生存境遇。或许这种类比只是现如今仍旧思路混乱的我的不尽合理地东拼西凑而成的“拉郎配”，但难以否认的事实却是，那些隐匿在“变得更好的表象”之下的更为本质的东西，就跟我在后一个问题中看到一样——成为硕大无朋的“房间中的巨象”，可能是由于它难以逆转的惯性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不过对于后者而言其缘由是十分明确的），仍旧停滞不前。

确如郭晓飞所言，吉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如果一定要用更严肃地对立性言语来表达的话，他实际上仍旧站立在温和保守的一方，这一点在他对自身经历的叙述中就可以看出）仍旧预设了一个本质性的东西——尽管他一定深知解构之下这些东西实际上是面目模糊的，他在展开“同化”的历史的过程中也确实压根没有提及“同性恋身份是19世纪末期西方精神病学对人类进行昆虫学式的分类的产物……是一种现代性的真理机制和治理技术”这样一种同样被广泛认可的解构主义界说。一定要给出一个原因的话，可能是他也深知解构带来的那种近乎虚无的感受（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无助于解决他所面对当下的现实，因为他在文本中已经表露出对于自己理论的反思，而他为此所做出的尝试就是将“掩饰”理论从TXL群体这里推到整个人类社会之中。这一步也不难理解：毕竟没有什么人能够真的永远“站在中心”，即便可以，他实际上也已经在他者那里产生了“偏移”。由此，在第二段的对“自我”的叩问之外，同性恋群体为“人”提供了第二个重要的启示。如果说第一个启示更多经由向内考察而得出，第二个启示就恰巧补足了外部的方面。更重要的是，更本质性的问题也由此呼之欲出：它有关平等，也有关自由。（在此，我又一次感受到一种不期而遇的快意：似乎经过一段时间的停滞之后我再一次锚定了问题飘离我之时所踏上的方向。但同时我又感到一种更为深切地犹疑，这一点暂且按下不表。）

在我现有的粗浅的构想之中，我们在面对自由与平等时所感受到的纠结或许正是那“房间中的巨象”停滞不前的症结所在。在那个令我犹疑已久的问题上，我们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复杂纠葛：自由在高歌猛进的八十年代之后被不由分说地一刀截成两断，一半在短暂地调整之后再度起航，另一半则陷入巨大的争议与分裂之中，而平等，就像是冥顽不化的遗老被迅速地抛诸脑后，只是又有多少人能够意识到二者实则不可分开，就像他们已然认识到的那被斩断的实则不能如此轻易地一刀斩断一样。想来这实在是历史留下的吊诡的一笔。至今我们仍旧遗忘着“平等”，并将这种遗忘视为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仅仅只在某些涉及自身的时刻幡然醒悟，或者在嘲弄他者的时刻将之作为尖锐而又刺耳的戏谑。而“自由”，或许也正在步其后尘的路途上夺路狂奔。吊诡的历史与现实似乎在我们的耳边呢喃：要自由就不能平等，要平等就得舍弃自由。正是这种粗浅且未经论证的看法，令我不能轻描淡写地略过对敬师的那句断言（不过倘使我们设想另一种历史发展的路径，自由与平等及其之间关系或许也永远不会达到乌托邦式的存在）。

在面对“同化”要求的弱势群体面前，自由与平等的关系则呈现出了协同并进的关系。从矫正到掩饰，同化的要求的转变是在法律界人士基于平等原则的努力下得以推进的，在此过程中，弱势群体与主流群体在权利上趋于平等，在言行举止等多个方面他们也的确变得更加自由，但吉野颇具洞见地指出在“掩饰”阶段之后想要通过平等原则进一步推进弱势群体的权益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某种细碎的迷障之中，因此他才选择回到自由原则上去强调一个普世价值，因为后者强调了一个包括范围更广的共同体的权益，他引用斯图亚特·博恩斯对马丁·路德·金的一段论述：“金抓住了‘民权’的要害，即它背负了太多美式个人主义这一主流传统的负担，却轻视了另一种传统，即社群主义、集体奋斗，以及共同的善。”吉野称之为“新民权”，并在自由原则之外解除了它对法律的过度依赖，使之诉诸一种理性的沟通以期达成一种新的共识。在我看来，吉野打破平等原则的迷信似乎是将愈发分裂破碎的身份政治拉出它所陷入的泥沼的一招本手。仅从表面上看，这种原则的变更很可能被认为是对其所代表的理念的抛弃，但实际上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关系在弱势群体这里更多表现为正相关，因此这种变更只是策略上强调的面向的差异。但它的结果却是突破了不同的弱势群体各自为战的僵局，尽管是否真的奏效仍是有待考证的。这么看来，这种尝试正是他摒弃了解构路径的原因，因为他所设想的这一出路并不宏阔以至于看起来不那么可能实现（可能这也是法学作为一种偏向实际效用的学科与哲学相异之处所导致的吧）。

啰啰嗦嗦写了不少，起初并没有想写的欲望，但似乎还是由于自己也感受到了吉野的那种面对与己相关的问题时所产生的激情。无论如何，写的这些东西实际上也只是一些不成形也没有经过仔细论证的思考，其合法性有多少到实在是没谱。最重要的是，如前所述，读完这本书促使我更进一步理解“自我”，也借这个机会理清了一些朦朦胧胧的念头，只是随着这些念头得以明确，新的问题也随之而生了。本是从文学出发却越来越远离它本身，也不知是不是一件好事，或许这就是文学所展示的广阔的路的迷人之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