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俄罗斯文学两大柱石之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界文坛享有崇高名誉,这与他高超的文学创作技巧及对社会现实与人性的深刻关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总的来看,贯穿于陀氏创作历程中最为明显的特点即是他对人物心理细致入微且深刻入骨的描写,由此,他的作品往往在揭露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的同时亦能够展现出人性的复杂性。

纵观陀氏的小说作品,不难发现他对病态人物情有独钟,而在弗洛伊德的观点下,病态心理同幼儿的单纯行为相类似,在它们背后往往能够体现出人类最为原始的心理特点。正因如此,陀氏对这一类型人物的有意或无意的关注,为揭示人类精神结构与心里复杂性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帮助。而在他所建立起的人物画廊中,最为突出的即是《罪与罚》中具有鲜明双重人格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本文即关注这一人物在小说中体现出的精神特质,并试图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对这一形象加以解读。

在进行分析之前,首先需要明确人格的概念。从常规角度看,人格是个体在所处环境中而逐渐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身心组织,是人基本的、稳定的心理结构,它具有稳定性和同一性的特点。而所谓的“双重人格”则是精神病学上的一种特殊症状,它将人格本应具有的稳定性和同一性打破,从而建构出非稳定且具有分裂倾向的心理结构。[1]不同学者试从不同角度解释双重人格的概念,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同一时间内一个人身上分裂为两种人格,即“在一个躯体上同时觉得存在两个自我,两种往往是对立的人格,争着实现各自的意志与行为,称为双重人格。”[2]另一类是在不同时间内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人格,如《精神病学》指出:“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体验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内心活动,过着两种不同的生活,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个性,即两种不同的人格在同一个人身上先后或交替出现。”[3]但总的来说,无论是在同一时间还是在不同时间内,双重人格都表现为在一个人身上出现两种人格,存在两个自我。而在这种情况出现时,患者则会在心理层面产生两种不同的意识,并且自我陷入这两种意识的冲突斗争中,从而感到精神上的折磨和痛苦。而陀氏笔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之所以显露出极度病态的情绪,做出诸多令人不解且诡异的行为,其背后的原因实际上正是出于两种人格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在小说中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方面显露出正直善良、怀有同情怜悯下层人民的慈悲高尚的品质:虽然家境贫穷,生活困苦,但他还是以己之力做了诸多善事,例如在读书时用自己微薄的生活费用资助一位害痨病的穷同学达半年之久,并在此同时悉心照料这位同学的父亲;甚至有一次不顾自己的安危,从大火中成功救出两个孩子。如果说他在帮助同学与救出孩子的时候尚且能够维系自己的生活,那么当他偶然间遇到马美拉托夫一家时,他已然饱受穷困潦倒之苦,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多次对这一家人心生怜悯并向他们伸出援手:当马美拉托夫喝醉酒被马踩伤后,拉斯柯尔尼科夫不仅把马美拉托夫送回家中,而且把母亲邮给他的所有的生活费用都放在马美拉托夫家中的窗户上,让卡捷琳啊·伊凡诺夫娜用作安葬马美拉托夫的费用。此外,尽管他在更多层面上是为了自身考虑才准备刺杀老太婆阿廖娜·伊凡诺夫娜,但正是他在酒馆中无意听到大学生谈到的“为民除恶”、“使众人受益”的论调才促使他下定决心前去动手。而在另一方面,他又给人以冷漠、凶狠、焦虑不安且具有神经质特征的疑虑的印象:无论是行凶时的冷静与果断,为人孤僻的性格,还是为了达到目的所提出的用来麻痹自己的“超人理论”,都或多或少指向了他人性中恶的一面。拉斯柯尔尼科夫带给读者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印象,分别体现出他两种人格的不同特质,然而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在于二者之间并非常规精神病学意义上的“人格分裂”,即一种人格苏醒的同时另一种人格并无意识,相反,这两种人格同时显露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行动之中,由此才构成了强烈的矛盾性,而这一点则主要是通过对人物的心理描写而来的。

小说中的心理描写实际上可以看成显性与隐性两种,其中,人物的内心独白是显性的一面:拉斯柯尔尼科夫不仅一次地为自己意图谋害老太婆而感到心理上的巨大冲突:“我要干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啊,但却害怕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现在我要去干什么啊? 难道我能干这样的事吗?……”,“难道,难道我真的会拿起斧头砍她的脑袋,打碎她的脑壳……滑溜地踏过一滩发粘的温血,撬开锁、偷窃、发抖……天哪,难道……”。引文中的一连串问号说明了他对自己的怀疑,许多问题还来不及清理。但事实上,他早已在这个意念的支配下作出了一系列的行动,无论是提前去侦察房间的情况,还是故意留下要再次典当“银烟瓶”的口风,以及不知不觉中听到丽扎韦塔的外出计划与在酒店听到的军官和大学生的谈话,这一连串有意的行为与无意的巧合共同构成了他作案前的准备内容。而在正式确立意念之后,策划杀人步骤的过程中,一连串的内心独白与真实地展示了一个初次准备作案,但又受到良心谴责的人忐忑不安的心理。而在杀人之后,他惊慌失措身陷病中,在几度昏迷之间的清醒时刻承受着极大的心理负担,并且多次想要到警署自首。以上诸多内容都体现出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完成自身欲念后所感到的强烈的焦虑,而这种情绪正是出于他心中善的一面,由此他更深一步地陷入了自己身上善与恶两重人格之间的对立冲突之中。

相较于对人物心理的明确刻画,拉斯柯尔尼科夫分裂的性格,病态的心理,更多通过梦境、梦幻表现这一隐微的形式表现出来。

根据弗罗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错觉、梦境、梦幻本身是即可看作是对一种特殊心理的反映,它们通过“梦的工作”使得人物真正的潜意识被“移植”和“替换”(即使之得到压抑),从而以一种难以直接把握的看似无关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观点亦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中得到说明,他写道:“每个人的回想录都包括着一些对他人秘而不宣的事情,每个人的回想录都包括着一些连对自己都犹豫着不泄露的事情,这后者的一类立即在每个合礼的人的心里堆积成一大堆,他越是合礼的,则他的这类回想便堆积得越大。”可以看出,同弗洛伊德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意识到人所要压抑的是不合礼的即与自己的道德观念相抵触的东西,这些东西被压抑后并不消失,而是依然埋藏在内心深处,陀思妥耶夫斯基实际上用这段话解释了深度心理形成的原因。拉斯柯尔尼科夫昏倒在草坪上所做的梦到年少的自己,面对被殴打致死的老马,他显露出极深的怜悯,他对着施暴的人高呼“你不是一个教徒”,“叫嚷着,穿过人丛,向那匹黄毛黑鬃马跑去,抱住了它那没有气息的、血淋淋的头吻起来,又吻它的眼睛,吻它的嘴……接着他忽然跳起来,握紧两个小拳头,疯狂地向米柯尔卡冲上去。”这一切行为虽然在梦中发生,但却生动形象地体现出拉斯柯尔尼科夫内在的善性,然而之所以会梦到老马被残忍杀害,实际上已经指向了他意欲杀害阿廖娜的企图。此外,在得手之后他又一次次陷入迷狂之中,站在屋子里反复失魂落魄地大叫,深信自己“丧失了一切能力,连记忆力也丧失了,连简单的思考力也没有了。”并且错认为自己的衣服上沾满鲜血,身上也被血迹覆盖,这些行为都体现出杀人这一违背自身善性人格的行为给他带来的极度痛苦与强烈的精神负担,并且同他在杀人时的果决与之后为自己开脱而提出的“超人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

经由上述对文本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善与恶这双重人格的矛盾性,而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笔者看来,其中最为直接的一点可以采用弗洛伊德所提出“自我、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对立”这样一个理论加以分析。

弗洛伊德在其“人格结构论”中指出:“本我、自我和超我是人格的三个子系统,三者共同构成了人格。本我是意识的,不受到道德、法律和良心的制约,以‘快乐原则’为行动准则;自我代表理性,视满足本能需要为第一要务,按照‘现实原则’活动;而超我代表着人的良心和道德,崇尚‘至善原则’。一般在正常情况,三者是协调统一的,显示为正常的人格;当三者的关系失去平衡发生冲突时,即导致人格的异化。”[4]在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出于本我的对个体欲望与金钱的满足的想法构成他恶性人格及实施犯罪的心理上的根源;而代表着理性、判断的自我则让他在面对本能欲求的时候背负良心的谴责,受到现实的制约,从而对恶性人格形成“压抑”,正因如此,他才会多次犹豫又多次意图自首。然而自我的“终极目标依然是追求自我的满足和快乐,所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即使认识到杀人的错误,也顽固地不肯认罪。”由此,自我和本我之间所构成的矛盾冲突使他无法从痛苦中自拔,因而只能忍受煎熬和折磨,而与此同时,超我作为人的“良心”,代表着一个人的道德准则,它也从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的角度阻拦他的犯罪行为。最终,拉斯柯尔尼科夫人格中的本我、自我和超我陷入了一种失衡的相互抵牾的状态,这就造成了他善与恶的双重人格分裂的根源。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人必然是矛盾的,这种矛盾是由源自天然的利己主义根性与人所信仰的道德理想不一致而造成的。陀氏的这一表态正同弗罗伊德“人格结构论”的观念相一致。而在论及自己的创作时他又指出:“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这不正确,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即描绘出人的灵魂的全部深度。”通过他的这一说明,又再度为我们打开了探讨拉斯柯尔尼科夫双重人格形成的另一个因素——社会层面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认为文学是创作者在意识层面对社会现实的艺术反映,而促使人的异化的原因亦是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拜金主义造成的对人性的忽视。基于上述观念,我们在探讨拉斯柯尔尼科夫双重人格时亦不能脱离他所身处的现实社会环境。作为现实主义艺术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最大程度地还原了圣彼得堡当时的城市面貌以及底层人民的生活困境。在他的笔下,酗酒、痴呆、发狂等仿佛已成为贫民生存时的一种常态。拉斯柯尔尼科夫住在阴暗、潮湿的斗室里,污秽不堪,发着臭味,楼梯又陡又窄,到处是污迹和脏水,而放眼他的家庭情况,没落的贵族母亲仅靠养老金与借债来供养远在京都上学的孩子,妹妹杜尼雅则在供职的人家饱受屈辱,甚至要为了长兄的“远大前程”奉献自己的人生。身处这种处境之中,拉斯柯尔尼科夫急需一笔资金来度过难以维系的生活,现实造成的穷苦促使他对财富的欲望迅速增长,因而唤醒了“本我”的冲动,这种通常被压抑的人格组分在残酷的现实状况下逐渐侵蚀着“自我”与“超我”所建构起的理性与规则,从而催生了能够与之相抗衡的恶性人格。

如果对之追根溯源,则不难看出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生活处境实际上是沙皇封建专制统治下的畸形社会所带来的,正如前苏联文学家、批评家叶尔米洛夫所指出的:“双重人格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具有一种普遍性。双重人格在反映人们内心世界复杂性的同时,也侧面反映了俄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混乱状态。”[5]当人们处于昏暗动荡的社会之中,由此而产生的恐惧感、危机感和压迫感建构起社会层面的精神危机。沙皇专制制度与资本主义的流入,共同组成新的社会形势,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形成强烈的冲击,由此带来的是旧制度的不合理与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最终,这样已经异化了的社会成为了滋生大量人格分裂这样一种时代病患者的温床。

正如诸多学者所提出的那样,在这样的社会变动背后,实际上还有精神领域的转变,他们认为农奴制改革后的西方个人主义思潮带给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一种“理性”的力量,而这里的理性力量具有一种宗教哲学色彩,“是来源于魔鬼的诱惑,代表着消沉、彷徨、迷茫和对上帝的动摇。”而“双重人格的出现是源于人内心信仰与理性追求之间的矛盾,正与基督教中若一个人信仰发生动摇则会产生魔鬼这一观念相契合。”正因如此,《罪与罚》之中亦显露出浓郁的宗教色彩。

总而言之,陀氏笔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显露出的双重人格并非简单的出于人物心理与精神领域的对立,在这种浅层因素的背后实际上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因素,两者之间不可偏废,正因如此,透过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仅为我们展露出人类灵魂的深刻性,同时亦展露出那个时代深广的社会现实。

参 考 文 献( 脚 注 ):

[1] 贾茹:《<罪与罚>中拉斯柯尼科夫的双重人格研究》,2017年6月。

[2] 湖南医学院:《精神医学丛书第一卷:精神医学基础》,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第301页。转引自贾茹:《<罪与罚>中拉斯柯尼科夫的双重人格研究》,2017年6月。

[3] 四川医学院:《精神病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6页。转引自贾茹:《<罪与罚>中拉斯柯尼科夫的双重人格研究》,2017年6月。

[4]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2页。

[5] 贾茹:《<罪与罚>中拉斯柯尼科夫的双重人格研究》,201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