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身处九十年代的五零后作家面对喧嚣纷繁的市场和现代化变革所感到的那种失落与那些早早宣告人文精神失落的知识分子一样，在某种意义上都是面对现代与城市的不适应的一种表现。与其说他们拥有高贵的精神以及崇高的信念不如说他们只是在面对被历史踏碎的现实时无力承担也难以想象“未来”。寻根也好，向传统走去也罢，摒除掉表层的言说和叙述，其背后潜藏的可能是面对愈发无法把控的现实时对自己失语的恐惧。
随着熟悉的故土在现代化大潮中被拔地而起的钢筋混凝土森林取代，五七体制僵化并最终被六四体制所取代，在茫然与徘徊中，他们将自己的目光重又调转回熟悉的原野，歌唱失落的传统、故土与人性，当然，同时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那段尚未走远的，埋葬了自己青年的时光的回望。由此构建起的一座又一座乌托邦，像极了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在面对城市时的那种殷勤热望。只是这些顶着乌托邦名号的土地到底是否那么值得怀念，如今站在中景的的时刻回看过去，或多或少还是要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虽说这些书写也是一种历史的寻回，它们在官方史外筑起一道道坚固的护城墙，用以保存那些过于迅速被淡忘的一切，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层出不穷的历史写作倒确实无可厚非，甚至应当表彰，但我们却不应忽视，这些被情绪与个体记忆涂抹重塑而成的历史叙事自始至终都是残缺不全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称为面目可疑。过于单纯地相信这些虚构史和处于思想动荡分裂前夜的作家们的观念或许会造成远比普通官方叙事更难被廓清梳理的遮蔽。更不用说，在写作中存在的规避（既不可避免又有自发因素）令这些批量产出的文本在本就无法完全回应现实的同时，更进一步失去了让读者能够直面那段历史的效力。当然，你也可以说我这样的指责跟课本上官方口径中历史叙述者轻描淡写的指责一样只是动动嘴皮子而毫无助益——这一点我无法反驳，我也确实是在苛责，但我想自己终归还是说出了一些事实，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些最该被书写和直面的历史在这批如今身居高位的作协、文坛大佬——亲历者那里都是缺位和失语的，我们又将如何，又怎么可能通过其它人的叙述对此加以补全？再退一步说，就算没有他们我们也终将找到能够补全这份空白的写作者，那么亲历者的失语是否是更令人感到可悲？在这种情境下我们又怎么能够昂首挺胸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已经走出了那段历史？归根结底，他们不应该，也不能抛弃独属自己的声音；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如此轻易地接受他们对此的含糊其辞与语焉不详。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历史的断层正是铸就我们今日生活困境不可忽视的一环。
批判的话说了太多也重复太多，我想这主要还是因为我太不喜欢这本书的缘故。我不认为张炜是在讴歌什么来自土地的生命力，也不认为他是在为终将消失的乡土唱了一曲挽歌，不能否定他的写作中确实含有这两重元素，但我想他的矛盾正体现在既试图疏离又试图将自己渗入的努力之中：伴随着情绪流动的叙事和语言构建起诗意的世界——往往这诗意在苦难的时刻爆发出来，带给人的既非怜悯又非憎恶，而是纠结——疏离与渗透相背而行撕扯着读者的意识，让人深深陷在想要爆发却最终无可爆发的情境中，这种阅读感受本身就像这个村落——一个难以言喻的泥沼，它用每一只脏污的大手紧紧攥住身处其中试图图逃离或尚未被污染的个体，只为了最终将它们一一摧毁。形成这泥沼的正是作者回味的传统、怀念的乡民的原始的力与人性，在历史的进程中他们又与权力、恶俗、迷信相勾结最终构成了不吐骨头的瓜田。因此赖牙和大脚肥肩能如此作威作福，大脚肥肩熬成婆之后能如此自然地将三兰子摧残至死，在欢业从金友手下救下小豆之后才能如此迅速地被记恨和出卖，肥和赶鹦还有庆余才能被允许一次次侵犯。凝结于这土地的善意较之于恶还是太少太少。
令人厌恶的还有太多的陈词滥调，似乎在我们国家中的男性作家笔下就无法出现一些非象征性的女性形象，除了露骨的描写之外她们似乎都只是一些单薄的花瓶而非血肉清晰的个体。是，无论是陈忠实、莫言还是张炜都写女性的欲望，但她们从来都是附属的存在，附属于那个原始的力、传统、时代而不是女性自身的什么东西，女性在他们眼中或是可恶或是可怜而从来没有平等，她们更多是肥、大脚肥肩、张王氏而不是有名有姓的人。当然，这确实是写实的，不然梁鸿就不会在二十多年后也恍然发觉这一事实而感到悲哀。确实，如此一来我就此对作家苛责就站不住脚了，但我想说的其实不是这个，而是自茅盾以来的男作家在面对女性时永远站在外视角里，不是匆匆对他们笔下的女人施加怜悯就是张牙舞爪地大加鞭挞。这确实做到了“典型化”，因为我们看到的就不是什么个体的女性，而是一个又一个寓言、象征。无怪乎直到如今还有许多作家笔下的女性就像秃脑工程师眼中的赶鹦一样，就只能是个什么地方的象征而已。
如果动脑筋想想就会觉得这种处理的轻薄和虚浮，赶鹦从来都不是这个村落的象征，她怎么可能代表这个村落？一个曾经不顾一切向外奔逃的女性代表一个扎根故地宁死不移的村落？痴人说梦。如果说她是一个象征，那还不如说她跟这个故事一样，都是乡土必将失落的一个象征。
但值得大书特书加以称赞的是，张炜写了太多女性的悲惨故事，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知道在那个时代——那个如今被涂抹上浓厚（实际上是烂俗且令人反胃）的怀旧气息的“金色时代”，女性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获得平等——至少农村里绝对如此，谁也不能否认这确实是新历史的去蔽之功。而造成这些苦难的根源，如果我们就这么简单说说的话，或许可以将之视为同五七体制一样，不过是有权力者对无权力者的倾轧罢了。在这个时代，村落里的女性不仅受到村内男性、村内强权女性的欺凌还受到外来者的欺骗。我不能说张炜对此是淡漠的，但事实却是，他最充溢情绪流的文字并没出现在这些被摧残的女性身上，在其文字构成的一个个表象上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新的“奇观”（或许这也是新历史的最大特点）。
总的来说《九月寓言》令我厌恶，但正因如此显得出它的优秀。从这个角度看。《爸爸爸》给人的感受也大与此相近，这么看它确实还是寻根一脉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