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与日常现实短兵相接的写作。
细致描摹中年男子在面对失业危机时的整个生活状况：家庭、友人、同事、上司、客户和服务对象，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每一点都恰切地涉及到。而且以一种逐渐逼近临界状态的书写表露出来，很容易唤起对新写实的记忆，只是摒除零度叙事的处理方式更多显现出写作者心理上的同情，因而令人更能感同身受。
主人公因为工作而委屈求全，根源于他在观念上对公司的认同。类似的情况在国内其实也存在，只是国内更为畸形的产业生态与政策使大企业难以形成有效的垄断，也使它们对工作者观念进行塑造的企图受到一定限制。相较之下，作为替代的另一套广为流行的意识形态则是个体作为“社会的螺丝钉”：个体效忠的不再是企业而是社会与国家。如前所述，这种意识形态确实有利于遏制大企业对价值的垄断，但并不代表就此带来“解放”，相反，由更为庞大的主体推行的这套叙事更像是企业叙事的另一个变种。只有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说自己能够理解“9 号”的困境（在国内或许更像是初代大厂人的困境），但如果要真正进入，还需要对韩国财阀对韩国社会的影响有明确的认识，这就超出我现在的知识储备了。
换一个代际视野。
年轻世代对工作的认知更多源于他们所处的环境的变化：法律与维权意识的增强，互联网时代对企业压榨的广泛曝光以及经济高速增长周期的消失带来的衰退新常态，不过本质上可能还是因为他们真切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个体的权益）在社会中实际在被广泛且毫无成本地侵害，寻求保护和保障的途径被设置得门槛过高也难以抵达，这自然就让他们很难对公司和工作有什么好的看法。而年长世代则几乎相反，他们开始工作的那个时代，人们的法律意识普遍淡漠，新闻监管的落后以及高速增长的红利期带来足够的经济收益——“但看到日子一天天有了起色，他发自内心地感到了一丝欣慰。他对自己有信心，也坚信日子会越过越好。因此，他专注脚下迈出的每一步，勇往直前，向未来奔去。他看到了生活正在变好，并且相信它会持续向好”（这是老一辈人十分典型的看法，但很难适用于当下的年轻人），对公司的归属感以及一系列有利于公司的意识自然很容易被培养出来。
但由于年长者面临的正是盛极而衰的社会变革，观念的冲击自然也会接踵而至，这种冲击在很多时候可能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9 号的悲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样这样状况的代表。他的不愿离职归根结底是因为难以破除对于“公司”的信念，这使他陷入一种精神危机：“他并不想这样全盘否定自己过去的积累、收获、期待和希望，以及自己经历过的岁月，也不愿意否认正因为有这家公司才有今天的自己。他更没有勇气承认，他为这家公司付出的时间和心血到头来都是毫无意义和价值的。”对他而言，生存的意义与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工作所给予的（其实现代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通过工作来赋予个体价值从而使得个体心甘情愿被“奴役”）：“他从来没有以这样的方式贬低自己的公司，否认自己在公司里度过的岁月。那是一种难以用语言描述的情感，不是什么责任感、归属感，也不是什么所谓的认同感。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公司的这份情感是坚固的、屹立不倒的。”在当下的语境中，这种死心塌地本身就会成为一种“问题”（前些年 996 引发的讨论其实就已经破除了这种公司文化构建的神话叙事，我想仍在当下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显然是缺乏了很重要的反思意识的——我不否认他们言说中存在某些合理性，但确实会存在将外在剥削与个体努力相混淆的重要谬误，至少我所见过的狡辩者和从来无法站在底层的角度对此加以申说，详见附一）。因此否认公司的安排最先带给他的其实是一种精神的动荡与疑虑，他难以为实际上无益于自己的公司安排提供合理的回护，与此同时还伴随着调动带来的不适应感：“大家是不是都对他充满抱怨？是不是再也没有人信任他了？是不是以后业务都做不成了？是不是自己已经对公司毫无价值了？是不是正好给了公司一个解雇他的完美借口？……这些想法不停地将他推向不安的深渊，深夜里他无法入睡只能整夜盯着天花板发呆。”可以看到公司通过精神与物质两个方面向员工施压，逼退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对公司持有归属感的员工的自我的瓦解和凌迟（它使得员工陷入深深地自我怀疑之中），而它在当今也是以一种高度精密化的方式进行的——通过体系化的规章制度与纯粹追求经济理性高效合谋，促使一切名为人性的“副产品”都被清退。
相比之下，9 号的动摇很明显地通过他面对好友宗圭的死亡时的态度表现出来：“所以，宗圭不惜做出如此极端的选择，究竟是想守护些什么？直到这一刻，他站在宗圭的吊唁所前，才试图去思考这一点。没有必要走到这一步，也不该走到这一步，但似乎不得不走到这一步……”这里的怀疑和否定显示出他的犹疑与对反抗的否定，而这种矛盾的情绪本身也是根源于他自己所秉持的主流社会价值观念在现实中出现了难以缝补的裂隙，而寻求重新平衡的方式如果不是重回原本的稳定结构就是需要他本人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原本的观念。因此随着宗圭的离世，9 号在面对自己每况愈下的处境时也更进一步被逼入反抗或是顺从二选一的死角。
值得注意的是“反抗”在此的分野：一般而言，左翼视角下会将个体参与工会的反抗作为一种积极的态度加以肯定，《子夜》中被镇压的工人群体，《家》中走上街头的学生都是此类话语模式中的典型，而回到当代，乔治·帕克在《下沉年代》对锈带工人的描写更具对比价值。在帕克笔下，下岗工人们通过反抗将个体价值与公共利益紧密地集合在一起，从而在生活被击碎之后重新建构了一种共同抵御未来的崭新可能（尽管从更长的时段和更广的社会视野看，这也意味着美国阶层分裂的加剧），但 9 号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先不提韩国本身糟糕的政治生态环境（我想任何看过《熔炉》《辩护人》这类现实主义作品的人都对此有一定的认识）使得弱者的保护者本身就很容易被腐化，单从整体社会的民主化程度来看，韩国确实很难在短期内取得在美国那样的进展（要知道这种进展在那里也是以数十年为单位计算的）。这也就无怪 9 号对工会持怀疑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一味强调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正是用来反驳类似的情况，或许难在短时间内有实质性的进展确实是代议制的通病）。
在反抗的另一端实际是属于个体的反抗，这在韩国的文艺作品中也已经形成了一个序列：从《恐怖直播》《寄生虫》到《下一个素熙》再到这里的 9 号，个体的反抗实际上是一种高度决绝且极端的方式得到呈现的，因为惟其如此才能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问题才能获得一定程度的解决（对于采取极端行为的个体而言这种解决往往是在经济上对家人的补贴）。《恐怖直播》里，底层工人之子为了保障父亲的权益在走投无路之下选择炸毁大桥与高楼，试图让“精英”与自己陪葬；《寄生虫》中，两个底层家族互相倾轧造成连环血案与分崩离析；《下一个素熙》中，素熙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并以此来反抗畸形压抑的社会；本书中的 9 号也随着公司变本加厉地逼迫而在麻木中挣扎最终选择“报复”。一次又一次触目惊心的“血案”都令人倍感压抑，这些属于个体的反抗只能以如此暴烈残酷的方式得到展现，实际上是引人深思的。类似的事情在国内也屡见不鲜，十年前跳楼自杀的富士康工人，这些年跳楼自杀的学生，张家界跳崖的四名青年，可以说每一个极端自毁的行为背后都存在着这种震耳欲聋的控诉。而我们却在持续不断地压制表达的过程中将之一一忽视，忘却殆尽，从而令类似的事一次又一次再以如此酷烈的方式重新上演。我想，重要的提问已经从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事，转变为为什么一定要以这样的方式事情才能得到一定的关注（绝大多数甚至根本没能解决）。
七月底，齐齐哈尔三十四中体育馆屋顶倒塌造成 1 十一名学生死亡，豆友@赫恩曼尼写道：“看到那位家长大声质询、却无人回应的视频感受到了深深的绝望。这种绝望在于，我们眼见着类似的事情一遍遍发生，所有经历或听闻这些事件的人，都知道哪里不对，它错得离谱，不该如此。但现实却是，一次次的新闻就像坠入了死循环，一遍遍上演相似的情节。身为看客的我们，从摩拳擦掌准备除恶扬善，到唉声叹气自知毫无办法，再到摇头叹息说一句向来如此，最终连共情的痛苦也跟着免疫。从某个意义上讲，我们都没能走出那些年份，我们苟且偷生，甚至习得了平息自身愤怒的办法。而在内心不易察觉的角落，我们明明就知道，能幸存至今，一切都是侥幸。假如在一个社会中，多数人对他人的苦难隔岸观火，习惯以侥幸化解内心的信任危机，靠避而不见来缓释同情带来的痛苦，这个社会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看似与此处 9 号的处境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情况，但实际上挪用到此处也并不冲突，通过两个互文本我们能理解得更透彻一些。
首先是《下一个素熙》，同样是被公司逼至绝路，同样需要面对不解的家人、指责她拖垮就业率的老师，素熙的自杀只是看似出于心理问题，但随着宥真（警官，裴斗娜饰）调查的深入，这些潜在的对素熙施以心理重压的因素一个个被排查出来，只是面对如此结构性的困境和劳动体制压迫下的残酷现实，她能做的极为有限。因此影片海报上裴斗娜充满悲愤与同情的目光才如此灼人。相比之下《万箭穿心》海报里颜丙燕饰演的李宝莉的强忍着泪水的苦笑更令人心生怜悯（可以说，颜丙燕一个人撑起了全片，三大奖各欠她一座影后）。李宝莉所遭受的苦难要远比 9 号受到的更多，虽然她最终没有选择以死解脱，但将一切全部默默承担的选择却同样令人心碎。方方在此延续着新写实的路子，以疏离旁观的态度，将李宝莉的整个“坠落”过程描绘得淋漓尽致，只是零度叙事缺乏足够的体贴，让行文总体更像一台进行过程中的手术。金惠珍则不然，如前所述，她通过对 9 号心理的细致刻画来充分呈现他在一点点被公司排挤乃至终将失去生存位置时的纠结与挣扎，同时也能够把握住中年男性在面对来自家庭、工作、社会的种种压力时的那种紧绷与小事带来的欣慰。相较之下，因为形象更为饱满，9 号走向毁灭的过程才更加触目惊心。最后一章里，作者写道：“现在拉扯着他往前走的，可能不是复职、回归总部之类的承诺，他工作只是为了不去想那些事情。只有在工作的时候，他才能安抚内心蠢蠢欲动的某些念头。或许对他来说，工作只是一种可以让他抹掉、忘却一些东西的方式。”经过多次摧残和刁难，9 号终于调整了自己对工作与公司的认知，在他那里，工作从确证自己的价值意义沦为一种忘却消解抽离当下痛苦自我麻醉的手段，“他心里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渐渐消失了。”随后他从原本乐于助人、善良退化为麻木、不近人情、唯功利，“已经没什么能在他心里留下痕迹了。他认为重要的那些东西似乎全都不复存在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只是固执地想看到自己到底还能做到什么份儿上，除此之外别无他念。”最终在明知身后有许多抗议乡民的情况下还是开启施工车对人们造成大量伤害。从这个角度看，他最终选择破坏信号塔其实也就是在不断坠落的过程中的一种本能性的挣扎与反抗，也正是在这一点上，9 号与素熙、李宝莉是一致的。
从这个层面看，个人的反抗确实更被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因此对之加以否定，更不应因此认定左翼的反抗就更具价值和意义。我想之所以要着重提出，正是因为社会主流观念对个体价值的过度拒斥以及商业意识形态对个体更为片面的提倡，二者造成了当今时代群己关系的混乱，也造成了大众对强调“个人”时的片面认知。从这个角度看 9 号们的反抗，就能够意识到这种绝望中的挣扎是何其难能可贵，他们陷落的过程也是觉醒的过程，与他们共享精神母体的是默尔索和西西弗斯，在这个意义上，9 号们不再是值得怜悯的对象，而是值得敬重的当代“盗火者”（现在却也觉得比起挣扎着生活下去的人们，能做出赴死抉择之人或许有着更大的勇气）。
感谢金惠珍，通过一部薄薄的小书，让我们彼此的内心相接，也让我们在生活中更加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