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现场的我们往往习惯于用“发展中的阵痛”对凋敝的乡村加以概括，并顺遂言说进入它设置好的麻痹怪圈，好像这么认定之后我们便完成了对农人们的“理解”：由于陈述，我们在感知层面似乎已经让自己亲身经历了这一切苦痛，因而也就不再需要进入乡村加以考察。殊不知单纯地不断陈述名为“阵痛”的语词这一行为本身就显露出一种虚伪。在这一点上，梁鸿的返乡与她的思考理应得到我们的尊重。

梁鸿所见的故乡“寂寞、荒凉、矛盾，没有生命力、没有情感”，这些特点也成为故乡的基本形态。改革发展预设的美好生活落地后却形成乡村的“衰败”，巨大错位带给农人的不仅是日常生活、经济上的窘迫，也还有精神上的压抑和痛苦。城乡巨大差异带来的人口流动和社会治安难以保证问题、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歧视、农民工边缘化弱势化的现实、空心化的村落、留守儿童与留守老人、日渐萎缩的农村教育以及日益增长的农村青少年犯罪问题——乡村的失落确实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巨力。狂飙突进的城市化进程伴随着无限增长的房地产泡沫，本质上并不具有坚实的基础，一旦抽离，崩塌与颓圮将带来巨大、无可避免的悲剧。乡村的衰落随着青壮年农民工的出走愈演愈烈，曾经喧闹的乡土中国如今逐渐被失落涣散的暮气笼罩，以宗族为中心的乡村文化在经济与生活的实际需要面前彻底瓦解，因而这种衰落实际上显示着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巨变。身处迅速迭代发展的城市，人们往往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漂泊感，他们很难将所处的城市视为自己百年之后所欲归往之处，在日常生活中也就出现了“家”与“老家”之分，籍贯正是在此显示出其特定的价值。对“老家”的执著显示出国人强烈的系于泥土的故乡情结，华侨对故土的依恋实际上正是极具代表性的事例。而“村庄的溃散使乡村人成为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根，没有回忆，没有精神的指引和归宿地”，这实际上斩断的是国人的文化根源，意味着“个体失去了大地的稳固支撑”，这对于整个民族而言是难以想象的灾难。

在书中，梁鸿不止一次写到返乡带给自己的“疏离感”，“在他们眼里，你已经是异乡人”，“你已经习惯了明窗净几的、安然的生活，你早已失去了对另一种生活的承受力和真正的理解力。”这种身份的矛盾性促生她叙述的矛盾性：

“我不是梁庄人，还因为我时时承担着阐释的功能。许多时候，正是这些阐释，暴露了‘我’其实已经不是梁庄人的尴尬事实。”“‘我’的叙述一方面构成梁庄内部风景的一部分，而一当我以客观的形象进行公共议论时，所运行的完全是另一套话语。”“也显示了‘我’作为一个外部人对村庄内部生命的简单化理解。”

作为走出梁庄的人文学者，她已经从被启蒙者转变为了启蒙者，因而她看待梁庄的观念无可避免的带有先验性：

“我注意到，我总是不自觉地在模拟一种情感并模仿鲁迅的叙事方式，似乎只有在这样一种叙事中，我才能够自然地去面对村庄。”

“通过修辞、拿捏、删改和渲染，我在塑造一种生活形态，一种风景，不管是‘荒凉’还是‘倔强’，都是我的词语，而非它本来如此，虽然它是什么样子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也隐约看到了我的前辈们对乡村的塑造，在每一句每一词中，都在完成某种形象。”

实际上，作为经受了文学教育的读者，我自身也带有这种先验性。在梁鸿展示出的悲哀背后，更令人悲哀的正是这种先验性带给我们的无力感：“我又能说什么呢？当面对我的族人亲切的、和善的笑脸，当倾听他们的艰难人生和悲欢离合时，你又怎能告诉他们，这已死的、肮脏的坑塘，也应该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所谓的悲剧与痛苦只是我们这些‘参观者’和‘访问者’的感受。”对村民而言，“这种处境太普遍太正常，是一种极其自然、日常的状态，何来悲剧之感？”这一切都不禁令人沉思：如何消解这种无力，如何让我们重回平等，又如何还原梁庄人目之所及的日常真实？或许，梁鸿的矛盾与沈从文相似，当沈从文不断声称自己为“乡下人”的时候，他实际正在逐步摆脱这个他自我言说的身份。换个角度看，赵树理被视为农民作家，但本质上他却与一般的农民不同，陶渊明也是一样。这么看来，农民眼中的真实也只能通过农民自己来把握，梁鸿大量引述受访者的原话也许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如果将梁鸿的书写放置在五四以来的乡土书写图谱中，我们或许更能看清时代对乡村、对书写者的影响。它对现代化带给农村的变革的书写异于《长河》，所呈现的荒凉破败的乡村也与启蒙者笔下的乡土中国截然不同；虽然《山南水北》《马桥词典》中的乡村与它有相似之处，但韩少功要讨论的问题并不在此；但总的来说，无论是当年的寻根文学还是当代写作中对乡土的构建，似乎都与梁鸿的观感一致——当代的乡村从来都不是美好的代言词，它充斥着匮乏、衰败和种种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一饶有意味的现象似乎是一种警告——即乡村愈发需要我们的关注，并且是从梁鸿所谓的“内视角”进入这个独特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