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感

近一月来所阅书目并非许多，亦非深入，适逢笔者对于史传籍卷产生些许兴致，秉持时间之观念，当从上古先民为起始之处，大致观览，有所感悟（实是公选作业所需）现略陈于下：

通过之前的了解和近期阅读，笔者认为从史前到文明，人类的社会组织依次经历了原始群、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和国家共五个阶段，而每个阶段的文化标志是在不断地演变和更替的，易中天先生将不同阶段的文化标志概括为生殖崇拜（对应氏族阶段）、图腾崇拜（对应部落阶段）和祖宗崇拜（对应国家阶段），在笔者看来虽然不同阶段的文化标志有所不同，甚至在有些时期是共同存在的，但在这五个阶段演变的过程中“敬仰神灵”始终是一个不变的旋律，在这旋律下，中国先民的思想理念演奏出极富魅力的壮阔乐章。

之所以形成这三种文化标志，笔者窃以为应是由其所处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对应着生殖崇拜的原始群和氏族阶段，人类的生产工具较为落后，面对广阔浩渺而神秘莫测的大自然，人类不知何时将面对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不知何时将面对“浩浩乎怀山襄陵”的滔天洪水，亦不知何时将面对山崩土裂的地震，无论是哪一种，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都是灭顶之灾。先民们食不果腹，每日为着一日三餐绞尽脑汁，即使已经创制出些许工具和器物，但自然对于生存的威胁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所以人们常常是怀着一种极为敬慕的心灵对待他们所不能解释的一切，我们今日所看到的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器物上的云雷纹、饕餮纹纹饰便是这种敬畏的一种体现；而另一种体现则是他们诉诸神灵，例如上古神话中的女娲补天。当时的人类向神灵祈求之事可能是止风阻雨，盼求碧空晴日替代闪电震雷等等，细究此些祈求，笔者认为其最终之目的实为保存性命以期延续后代，那么延续后代最重要者为何物？生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古神话中的女娲造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彩陶纹饰中大量的蛙、和鱼的形象[1]，所以“帝”字才被解读为具有生育意义[2]。由此而观，有关女娲及类似的神话以及古人日常生活器具中的神秘纹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人类处于原始群和氏族阶段时的生殖崇拜的文化标志。

对应着图腾崇拜的部落阶段（大致处于炎黄二帝时期至尧舜时期），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一个重要的体现在于更多的人共同加入了同一个组织，之前较为弱小和匮乏的生产活动在部落阶段得到了壮大和提升，但在同时，整个集体所面对的是成员关系之间的复杂化以及权威的分裂和削弱，然而生存和发展又要求整个集体不得不具有较强的凝聚力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生存环境，由此，图腾产生了。图腾作为凝聚部落的一个核心对于整个部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笔者看来，这些图腾是人为地建立的追溯本部落源起的一种象征，来自不同氏族的人们共同构筑起一个共同的祖先，这成为维系他们之间关系的一个纽带，而这些图腾大抵上是由不同的动植物甚至是自然现象所充当的，《诗经·商颂·玄鸟》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语句以及具有“日”意向的“帝”的解读都是较为典型的案例，而这些图腾的标志亦有神格化的特点：玄鸟是商的象征，虽然商代已远非部落阶段，但其起源时期就已以玄鸟为部落的图腾，作为图腾的玄鸟向后世的商民诉说着本族的来源并持续地守护着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玄鸟可以看作是商民心中的神灵。

随着敬仰神灵的乐调不断奏响，历史的长河推演至国家阶段，这一时期承舜而立的禹和他的继任者们共同构筑了夏王朝，灭桀而立的汤建立起了商王朝，灭纣而立的武王构建了周王朝，三个王朝在祭祀方面都对祖先崇敬有加以至于将他们上封为神灵：夏代时《甘誓》中对祖与社的记载已经可以看出祖神于社神地位的崇高；在商人的神话中，先王、先公死后升天，在帝左右，成为上帝与人世的沟通桥梁，在祭祀中，祖先可以“宾于帝”，由此可知，商朝对先王的祭祀之严肃之隆重除了对祖先的尊重之外，又包含了对神灵的敬畏；到了周代则祭祖与祭天已然可以分庭抗礼，他们以郊祭祭天，而祭祖先于庙。敬仰神灵的乐章一路奏响，经过商代集全国之力的巫术祭祀运动高潮之后，在西周终于迎来了它的沉落。周代的至上神观念与商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周人将伦理道德的观念赋予了上帝，王权日益凌驾于神权之上，王者行为由对占卜的绝对遵从，逐渐变成视人事而定的相对灵活，卜、巫、史、祝等神职人员的工作由直接“祭天”变成了对天子的祭祀活动的诠释从而成为王权的从属，占卜的目的只是为了增强决策的说服力。[3]

综上所述，自上古到西周“敬仰神灵”的思想理念不断延续，从最初的对于自然神灵的敬畏逐渐演化至对祖先神的敬仰，而在祖先神这一方面又经历了从图腾形象向世俗意味祖先的演变，这一切又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我们的先民们一路走来，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经由凄风苦雨的考验，最终由蛮荒走向文明，他们一路高歌着悠扬又壮美的乐曲缓缓地从历史的风尘中走来，现在，他们停下，望望身后泥泞的小路，一边感叹着一边再也不回地走向名为“春秋战国”的远方……

[1] 据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鱼是女阴的象征，蛙是子宫的象征。

[2] 王国维、郭沫若等上承郑樵认为：“帝像蒂之形”,以为“帝”象花蒂之形,“寓生殖崇拜之义”。

[3] 参考王伟《夏商周的上帝神话与文化变迁》

书摘

《易中天中华史·祖先》

灵魂是个流浪汉，命运叫他奔向远方，奔向远方。

有些事情，如果注定无法弄清也不必弄清，那就不如让它永远是谜。我们只要知道后来都发生了什么，就好。

表面上看，历史是对过去的好奇，其实不然。作为“故事”──已故的事件，历史就是历史。你知道也好，不知也罢，正说也好，戏说也罢，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并不会因为我们的确知或无知而稍有改变。那么，又何必一定要知道真相呢？因为我们就是历史，历史就是我们。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当中。我们的今天，对于明天就是历史，正如此刻是昨天的延续。了解历史，是为了看清自己。这就必须知道来龙去脉。只有知道从哪里来，才知道到哪里去，包括要到哪里去和能到哪里去。也就是说，追根寻源，是为了建立文化体系，实现身份认同，找到人生坐标。这是我们的目的地。”

《中国思想史》葛兆光

无意识的史料并不向人们“叙述”，只是给人们“陈列” ，叙述有叙述者的意识，而陈列却只是呈现。 很多无意识的历史资料被排除在思想史之外，让人觉得很可惜，也使思想史并不那么切中实存的思想世界。

每一种文化的根基，都是一种关于世界的概念，它是这种文化所特有的，每一种文化都有一种基本的象征、它提供出对于世界的理解，这种文化的一切表现形式都由这种象征的建立所决定。

所有的眼睛看东西．都是焦点凸显而背景含糊，可是，世界上其实本来无所谓焦点和背景，只是观看者有了立场，有了视角，有了当下的兴趣，这时回头看去，便有了焦点和背景，面前的世界于是有了清晰的和模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