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读《前半生》之前，我写下这些文字：
厌恶沈从文，批判沈从文，理解沈从文。20-23一个与自我和解的过程。
现在仔细想来对沈从文的厌恶究竟从何而来，是否是在我后来一次又一次自述中凝定成型的一个误认，直到如今也未能确解。索性借这个机会重新翻阅那年写下的关于他的文字：
2020-03-08 读罢《从文自传》：
叙述过程中的笔调如此平静，似乎能让人感受到一种尽力将自己从主观中抽离出来的感觉，可能是一种客观与主观的富有张力的对抗，但他诉诸笔端的故往却又无比沉重，甚至堪称可怖。在这样一种愚昧野蛮却又淳朴纯净的环境中，野蛮生长而成的少年沈从文无疑是令人印象深刻且难以忘却的。他顽劣但又聪慧，有着向上的精神即便并非完全自发，但阴差阳错地回归了早年所厌弃的为学上来，年少的他也曾经犯过许许多多的错误，也曾经怀抱着梦想与希望，他的任随自然和充盈的自由气息构成他此后人生的主调。从这些回忆中我们或许还能看到他与卡埃罗的一丝相似之处——不自觉的感觉主义。
2020-03-13 读罢《篁君日记·雨后·长夏》：
很难读下去，是不是当时所有人都喜欢写这种酸腐的东西？涉及到市民爱情的内容除了革命情节之外跟左翼那批人都是一个调调，无意义的伤春悲秋沉浸于所谓的爱情之中，读得多了只觉得重复与无趣。《有学问的人》可谓是这批作品里最有意思的了，通过男女的心理一点点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同质化追求情欲的俗文之中显得别有风趣。相较而言，《山鬼》之类的富有乡土气的文学作品到是更为清新健康，大抵已经有了一些《边城》的痕迹。不过在某种意义上这次阅读对我而言也是一种自鉴，日记体文学不应再多写下去了。
2020-04-06 读罢《公寓中·梓里集·采蕨》：
要比篁君日记那本好上不少，展现了沈从初创期向成熟期迈步的过程，无论是对早期那些自叙传式的书写也罢还是逐渐展露出的批判性讽刺书写也罢还是对湘西风物的书写都得到了呈现，总体来说集子里的篇目各有特色，比较喜欢的是《逃的前一天》《一个女人》《采蕨》和《一个晚会》，是不错的一个集子。
到头来其实厌恶也并不多。反倒是面对后来的《看虹录》《摘星录》，更多是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沈从文的“性变态”成因，其中倒流露出一种一直存在的对于窥探和跟踪行为的反感来。
在不那么直接触及作者的写作中（《我怎样陷入虚无来 —— 一个愚人的自白》）：
三月的时候，自己在群里与同学用尽百般方式讥讽沈从文早年的文章，那时自己从未想过在愈发深入了解他之后能够从中获得极为深刻的共鸣。早先的自己在面对这种无可否认的共鸣时表现出一种不愿相信事实的逃避态度，直到阅读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逐渐理解自身之前行为的可笑，继而放下所有防备接受了这样讽刺的现实。现在看来，当时自己对他的奚落和批判无疑可以完全照搬到自己的身上。当然，沈所在的时代和我们有着巨大的差异，促使我产生苦闷和虚无的根本原因也与之相去甚远，即便如此，却也仍旧无法否认共通性这一现实。相较而言，当年的他最起码还有着能够正视自己的态度，想到自己却连如此也不如，又何来的资格去嘲弄年轻时的他呢？
其实已经能够看出一个自我反思的过程。只是当年的自己仍旧犯了懒惰的毛病，手边明明已经摊开读了几章的《前半生》，到头来还是仅仅片段翻阅，只将之做了制造学术垃圾的边角料。不过话又说回来，倘若就是在那个时期仔细翻一遍，或许能体悟到的也并不一定那么真切，隔岸观火的意味更多一些，毕竟那时并未意识到自己实际上陷入的是一种类似的精神危机，更不会预料到这个过程会持续如此长的时间。直到这些年完整地经历了一切，在即将“走出”（我其实也会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开始走出，更不用说是否能够走出）之时回望才发现，原来他早已在入口的阶段与我相遇。考试第一天，站在回家的公交车上，我读完《前半生》，百感交集中写下这句话：
有大笑，有悲伤，有同情，更多是感动，心与心的相印，当一遍遍重温重读。

02

张新颖老师在《后半生》附录二中写道：“这本书，其实是大于写这本书的人的”，强调一种以敞开的方式来勾勒叙述沈氏的一生，将研究者内在的自我“保持、隐约在内含的状态”，“自始至终保持其开放性”。刘阳老师在《文学理论今解》中指出文学与人生同构：
一方面，某段人生的实际发生与发展，我们处身于现场而随顺着现实生活流的展开却不能确切知悉自己未来的走向。另一方面，想明白人生的意义，又得从实际的人生进程中抽身出来，站在这段人生进程之外观看其意义，反思却失去了对现场宝贵氛围的感受机会。
因此，我们在生活，在成为着自己，同时也在观察、思考与想象着生活，在观看着自己。成为自己与观看自己，这两者的临界点作为一个人的实际生活状态，带出着生存的真实感，这和文学集在与说于一身的独特性质是内在共振的。在此意义上应该承认，“我们就是我们说的故事”，文学与人生同构。
我想张老师的写作倒是符合刘老师对“文学地做理论”的“后理论”的期待，即使文学成为一种思想方式而存在，“在理论研究中让关于知识对象的阐述拥有被语言文字创造出的场面，从而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既反思着，又在场着，获得了思想的稳靠感。”虽然张老师所处理的并非理论而是作家研究的问题，但叙述作为一种根本的方式被学界广为接纳，其所成就的文学性确实具有非文学文本难以比拟的开放性。经由这种开放性，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思考一个人和他身处的时代、社会可能构成什么样的关系”，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才得以从他所处的具体的时代中获得“解放”。现在想来，我对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浓厚的兴趣，那年选择沈从文确实是我走到这一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再追溯回去就还是要到韩少功和钱锺书身上，敬老师确实对我人格的塑造与成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03

这次主动重回沈从文，契机是跟一个网友的偶然交谈。聊到我对未来的打算，他不无劝告意味地说“人生是一本大书”，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猛然想起《从文自传》中那句“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我想他一定想不到这句陈词滥调竟能唤醒一段对我个人而言特出重要的回忆，因此只能默默表示感谢。
从小到大十数年来日日夜夜埋头书本已成生活的常态，精神危机将近尾声，难言的痛苦中将理想从身上剥蚀脱出，暂时放弃继续读书的念头，觉得是时候也必须奔赴社会作一历练。谈及“大书”，沈从文说道：“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我的智慧应当直接从生活上得来，却不需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当年阿杨讲到此处，着重分析了沈从文与五四诸公在思想资源、认识与理解世界方式上的差异，指出沈从文“并非先学习到一种理念再按照理念去生活，而是先从生活本身得到一种教育——一种自我教育（既不是旧的私塾又不是新式学校）”；张老师指出这种“教育”的特殊价值：“概念宽阔得多，也更根本，更有深入骨髓的影响。它是以自然现象和人生现象为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大书而进行的不停息的自我教育过程。”这确实贯穿了沈氏的一生，他面对人生时的态度是以一种切己的经验性体验升华转结而成的，因此无比坚固，又勃然具有生机，在《后半生》中被目为“生命意识”。只是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教育并非俗见的让自己成为“市侩”的那种走向“成熟”的教育，而是如何在自然社会中自处与理解自身的教育。我虽无法完全认可沈氏此一观念（还是这表述太决然了些），却也愈发理解其重要意义。
说到底，关注沈从文还是因为觉得自己与之相近，无论当年的厌恶（如此看来，那种厌恶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对自己的一种否定，也是不愿正视自我的一种逃避）还是如今的亲切与感动，都是源于这种自以为是的“接近”。沈从文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我短暂的生命中留下了特殊的印迹，入门文学这些年，这确实是唯一一位作家。那个春天，在同样兢兢业业阅读老舍的时候，以及后来回到学校一本本翻看曹禺、郭沫若，算上原来看韩少功和钱锺书的日子，我都未能获得类似的感触。毕业后的那个夏天，在家阅读钱老写的《1948：天地玄黄》，倒也更多愤慨而缺少生命的印证感。
阅读之中我不断在想究竟是那些方面让我如此动情，是那些流溢着真挚感情的书信吗？还是那些源自二十年代以至于终身未变的自我剖析？或者是“乡下人”的身份与一辈子边缘人的处境？抑或说脆弱生命在面对庞然大物时仍然苦苦维持着的本身顽强与坚韧？是他深陷绝境与精神崩毁时那些言语心境带给我的心碎？还是一片片挣扎着重新拼凑自我的那种苦痛带来的共情？也不能忘却那些自卑、不甘、自我怀疑和对关于“美”和“人性”的坚执。种种构成一个综合，使得沈氏的生命确如水云一般既柔软亲和又无可阻绝，缓缓流溢在苦痛的大地也飘游在高远的日空。面对他身处那样的境况下所做出的那些抉择，我不止一次试着换位附身，质问自己是否能够做到。我多希望自己也能如他那样，“把苦痛挣扎转化为悲悯的爱”。这话真的说来容易，其实包含着多少将自我拆解损毁却又不断弥补护救外物的大悲悯。阅读过程中一次次强忍落泪的时刻是否也是一次次重新舔舐自己的伤口的时刻？我又是否该为这种顾影自怜感到羞耻和不安？到头来都没有很好的答案。

04

虽然我所意识到自己的与“群”隔绝与沈氏所处的处境不同，却还是能够感同身受。
钱老说：最終我還是在魯迅的「真正知識階級」的選擇裡找到了自己的立足點：一方面，堅持基於「立人」理想的徹底的批判立場，對民主、科學、自由、平等的理念，對理想主義和啟蒙主義，都持「既堅持，又質疑」的複雜態度，始終保持對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烏托邦的懷疑，對任何不能自審的東西始終反感和警惕，因而永遠不滿足現狀，成為一個永遠的批判者，包括不斷地懷疑和批判自己，並因此選擇永遠的邊緣地位。另一方面，在兩極分化的現實中，我則堅持站在底層人民、弱勢群體這一邊，對一切方面、以一切形式出現的人壓迫人、人奴役人的現象和制度，進行力所能及的批判，但拒絕充當所謂「人民代言人」，在自己與底層民眾的關係中，也同樣堅守自己的獨立性。同時本著「想大問題，作小事情」的原則，做力所能及的建設性工作。
我引以自诫。
沈从文的边缘姿态虽然并非完全自主的选择：在建国前是自主选择，但建国后却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精神危机就是面对新情况调整自己的心态的过程，但其前提是对原本一切的全然拒否，并且是要求即将被来自外部力量的整体毁灭的自我容许这种毁灭的发生。这里存在一个外部强制胁迫和个体主动接受的双重过程，困难的在于后者。但实际上，这种姿态却使他得以长期处于一种更为疏离的角度来看待当代社会。著名的关于文学“事功”与“有情”的分析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做出的。也正是这种疏离倒令人找到了他与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的寂寞心境相接近处，“……近来北京正在上演巴金、曹禺、老舍等人的戏，很热闹，因为这些人的名字都为读者极熟习。我完全如一个在戏院外的观众，只遥遥的听着戏院中的欢笑喝彩声音，觉得也满有意思。这一切都像和我已隔得远远的，正如同大学校和我隔得远远的一样。”

05

张老师对沈氏精神危机的分析浅显易懂却在不动声色中附着上让人心灵震颤的力量：“更是从毁灭中重新凝聚起一个自我，这个重新凝聚的自我能够在新的复杂现实中找到自己的独特位置，进而重新确立安身立命的事业。”“这个自我是从精神的崩毁中痛苦地诞生的，惟其经历了崩毁，他的诞生才越发痛苦；而一旦诞生和确立起来，就将是难以动摇的。”重要的是他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并肯定了这种自毁的价值而非人云亦云地批判和抨击——那种我们见过了太多太多的抨击（更令人不齿的是掩饰和遮盖事实）：“一个人敢于把自己的人生走到最底部，和不敢走到这样的境地，是有差别的。差别在于，当我们本能地避开人生最绝望、最可怕的境地之后，在精神心理上，我们的人生永远会有可怕的东西躲在暗中。可他不是，他死过一次了，当他死过一次再活过来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最可怕的事情已经经历过。避开可怕的绝境一直在活着的人，那个活着的状态，有一种可能是苟活，是在不死不活的状态，而他死过了一次再活过来，那真的是活了，而且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让他再死一次，如果他自己想活的话。”从这个角度观照沈从文的后半生即可发现，他“整个漫长的后半生就在对抗这样的一个绝境，以创造事业的方式，以日复一日的方式。”这种发现惟其在与其它个体（不只是同代的知识分子）的比照之下看待才能得出其价值来。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后半生又被指认为“一个人自我拯救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一个人对一个时代救赎的故事。”“有这样的个人，证明这个时代还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摧垮，也证明人这个物种不可能被全部摧垮，证明人这个物种还可以存在下去，还有存在的价值。”正是通过张老师对这一点的揭示，我多少寻找到了自己所需的那个答案（“在绝境中创造事业”；“超越受害者的身份”，自我救赎；创造性；爱具体的人也要爱概念中的大写的人；“交给时间”）。重又接通了存在主义在中国的经久盛行，接通了对待苦难的态度，接通了看待当代中国的种种。

06

印象最深的倒是他一直不曾放下的重新提笔的愿望，只是每一次都无法成型。几乎是从四十年代中期开始，沈从文就陷入了计划写作和无法付诸实践的“怪圈”：未竟的《长河》受到审查和近乎毁坏的删汰，《雪晴》《巧秀与冬生》诸篇萦绕在他的脑海里前前后后数十年却无法动笔，关于鼎和一家的家族史已经开头却未能写下去，试着写“新文学”却终究水土不服难掩对当代观念的怀疑。四十年代末的自毁让他放弃自己心心念念的文学创作，“封笔”二字力重千钧。建国后每有机会他也还是一次次兴冲冲地唤起自己的创作欲望，却又只能一次次在无奈中放弃：
“事实上只要肯写，必然会成为一部留得下而且近于‘史’的东西。”
“把我放到一个陌生地方去，如像沅陵或别的家乡大河边一个单独住处，去住三个月，由于寂寞，我会写得出好多好多这种动人东西！……我懂得如何即可感人！在三五千字造成一种人事画面，总会从改来改去作得完完整整的，骨肉灵魂一应俱全的！”
“我实在希望趁三年内有机会把我拟写的另外几个中篇故事草稿完成。辰溪的一个特别好，因为有背景。而另一个是常德，全是船只。另外还有三个，凤凰是其一，都有了个轮廓。我意识到，有三个必然可得到和《边城》相近的成功。会写得好的。只要有时间，能在三年内写完成的。”
我想这种痛苦除他之外实在没人有资格说感同身受，不只是有心无力，更是有力而不能：“可惜的还是写短篇的能力，一失去，想找回来，不容易……人难成而易毁……”说起这点他当然会有伤感，特别是想到早年的抱负的时候：“三十年前用笔时，只想把纪录突过契诃夫。”如今呢：“过去看契诃夫小说时，好像一部分是自己写的。……现在来看看自己过去的写作，倒像是看别人的作品，或另一世纪的作品，也可说是‘古典’的作品了。不仅不像是自己写的，也不像是自己能够写成的。”着实令人悲哀。

07

高一那年暑假临近末尾，母亲骑车带着我到附近的小河边。空旷的沿河步道上，我朗声背起必考的古诗文，分科后的第一次开学考试令人焦虑无比，辅导资料上的一句句总是永远左耳进右耳出，目光从书本上溜走一瞬便接不上下一句。时间渐渐过去，挨到黄昏降至，终于模模糊糊记下一篇古文。坐在河畔的石凳上，我翻开那本厚厚的米色封皮的《边城》，直到如今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本子如此厚重。那是我第一次阅读沈从文。
日光泻在缓缓流淌的水中，波光粼粼，座位如若往前一点就会被身后高悬的太阳晒到。那时候的夏天还没有如今这么炎热，风从河对岸吹来多少卷着一些凉意。不时抬头望向对岸，花坛里的灌木与河边的柳树随风略微摆动，柳条在日光下飘摇袅娜的姿态确实令人久久不愿收回目光。
日色渐渐发红发暗的时候，前来散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坐在河畔，手指摸着微微发涩的纸张，一页页翻书过去，茶峒的人事，傩送、天宝、顺顺，关于凤凰的一切在脑海中杂糅流转，凑出一幅幅不成画的绘片。
小学时代最后的夏天，跟着围棋班的老师们一起到凤凰古城旅游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但淙淙流淌的河水，横跨河床的石墩，两岸的木制结构建成青瓦封顶的古楼却还是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只是游人是那样多，现代化的景区让人想不到那位处山中的白塔究竟会是怎样的形貌，也想不太出磨坊与扁舟的模样。现在想来，确实如沈从文所述，那些故去的美只能从他的文字中寻回了。
《边城》是那个下午一口气读完的，读罢如同做了一场大梦，怅惘着望向对岸，怔怔出神。母亲从身后走过来，将水杯递给我，问我读了什么。我却不知如何回答，一边喝水，一边摇头。面前推着婴儿车走过的妇人，桥头搓麻将下象棋的老人，一时间声色全部入眼。
自那之后，文字中便常常写到《边城》，在周测月考期中期末试卷上，在日常阅读课的习作中，在课前报告里，茶峒山上的那个白塔总是萦绕在我的笔端，一次次我写下它就像一次次重回一个熟悉的地方，平静感流溢在心头。
高二暑假最后几天，我到北京出游。从景山出来从西门走进北海的那个下午，精疲力竭，拖着沉重的双腿双脚，我走到湖边的长椅边，沉重地坐下，看着阳光下满池荷叶，什么也不再思索。真热啊。蚊子在身边徘徊，我已无力挥赶，坐在椅子上试着拍一些照片，背光却拍不到什么。稍事休息沿着岸边向南门走去准备登上岛中的小丘。沿路过去，一个又一个中年男子架好短炮长枪对准落日的方向，初来乍到，我感到十分新奇，走过之后还不断回头看向他们。白塔在视线从相机那里收回的过程中映入眼帘，明知道这错犯得是不能再蠢，但还是忍不住将它与《边城》的白塔联系在一起，直到如今。北海的白塔在日光下纯洁得一尘不染，翠翠在茅屋边上望向白塔的时候是否就是这样的呢？

08

看来我确实对沈从文情有独钟，这些年文章中提到最多的作家便是他，但课程结束之后我却没再好好读过他的作品。偶读《雪晴》《传奇不奇》诸篇也已记不大清楚，《长河》甚至连标记都没有。不好说是否是在回避，但总归是有放下了一幢心事的感觉，毕竟当年选毕设的时候也有继续做沈从文研究的打算，倒是最后阴差阳错选了期刊研究。好在如今绕了一大圈还是殊途同归了，想来也确实有某种宿命感。
其实我也是抱有怀疑的，对于张老师的叙述，甚至对于自己关于“契合”的想法，作为研究者（曾经的），我深知只靠作者自己的叙述来还原他的形象是极不够也不一定充分的，互证不仅存在于作品与自述，也存在于他人的观感中，更在于“客观”的史料里。张著确实很大程度上还原了沈从文的一生，但更多还是从他自己的角度、视野来完成的，总得读过更多的研究作品和他人文字，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的作品之后我才好做个定论。这话其实没什么意义，但还是给自己做个警戒，这“契合”的更多是张新颖笔下的沈从文。
精神危机渡到一半，如何重建自我仍是一个问题。沈氏的经历给了一些建议，但如何践履还得看自己。
确实当一遍遍重温，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