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人呓语集

01 那天夜里，我照常拎着水壶背着巨沉无比的电脑包从文西走出来，刚到女生宿舍门口的时候，一只黑猫一溜烟打我身边跑过，那时我的视线刚刚从黑暗中的手机屏幕光亮下转移到面前晦暗的路灯，还没反应过来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它就消隐在了冬夜的雾气里。 九月回来之后，在校园里见到野猫的频率比之前四年提高了不少。气温一天天降下来，好心人在美院东侧的小林子里安札了两只小窝，然后渐渐添备了卧垫和毛毡，甚至还有不知从哪弄来的破挡板、橡胶雨披，保暖、防寒、防雨，可以说设备是很齐全了，至少可乐在家还未曾享受这样的待遇（不过他有地暖，走两步就趴了，小日子过得也算不错）。偶尔吃完晚饭路过那里，还会遇到各路好心人前去投喂。我每次经过，都会望上一望，看“窝主”是否安卧其中，常见的是一只白猫，仅就我那夜匆匆一瞥获得的印象，它跟“身手敏捷”的黑猫在体型上不相上下，可见它们的生活状况还轮不到我杞人忧天。 知道它们的名字也是偶然。那天傍晚，我从图书馆里晚出来了一会儿，走在音院那条路上的时候，听到一声又一声呼唤，一位阿姨沿着教职工宿舍边的狭窄通道边走边喊，我本以为谁家小孩贪玩找不到了，但路过停车场旁的小院，看到阿姨赶着两只壮 ...

说实话如果不是论文我肯定不会找到这本书，甚至也不会去了解什么晚生代、新生代，命运让我们相连，这是一种神秘，我只能归之于此。 韩东说：“现在大家都把穷归于文学，这不对，你穷是因为你整天不干活，钱要去挣才有，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用稿费来养活自己也是不现实的。”“你不能因为穷就让穷侵蚀了你的灵魂。其实我们已经从文学那儿得到了我们该得到的东西。”追求自由就必须甘于困苦，但自由又成为断裂乃至他们写作的基点，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单纯。朱文认为文坛的恶意和质疑之所以在他那里不能成立是因为“标准”的差异，他们强调的是个体价值、个人主义，而这在当时的环境里是不可能被承认的。面对断裂，每个参与者的反应也不同：吴晨俊的后悔犹疑、顾前的游戏心态、朱朱的超然不关心结果、李小山的相对冷静肯定、韩东朱文的激烈坚持……行为造成的结果已经超越发起者的把控（实际上他们也并不在意它的走向，至少他们声称如此），尤其在大众传媒与消费主义勃然崛起的时代，走形变样是必然的，一代人与他们前代之间的隔膜也因此非但没有打破，而且变得更深。其实，分歧在行为尚在进行中就已经变得复杂，在问卷发表之后，韩东直言，“体制内”的一群也与“体制外” ...

一个不知道会不会用的片段： 对于一个特定的期刊而言，它既要及时融入整个社会的特定时代的文学思潮之中，亦要与之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距离”——或许这是一种悖论，因为很有可能这份期刊就是引领整个潮流的“弄潮儿”。但我个人的意思是，作为编辑者应当对时代的主潮有着清醒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符合自身的判断。在这里，期刊与特定的作家有所不同的地方在于，特定的作家往往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他们既方便“入场”又方便“退场”——其利益的牵扯者仅有自身，因而获得了一种不同的“自由独立性”；而对于期刊编辑者而言，他们除却纯粹的个体立场之外还要考虑到整个刊物——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的“利害关系”和“生死存亡”，这就令他们的选择必须是注重实际效益且妥贴的，这种现实令编辑者们往往处于“身不由己”的境地，当个体的抉择与整个时代的文学趣味无法调和时，他们往往需要站在“编辑”这个令他们不得不放下个人观念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期刊编辑身上可能就会发生某种悲剧性的“撕裂”。而《作家》显然选择了一种相较“边缘”的行为路径。从90年代初以来，它在不断寻找新意的过程中坚定地维系着文学的底线，在贯彻先锋精神的同时，艰难地行进于 ...

在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四野已经变得陌生无比。难以辨明的微光在远处闪烁，身处属于夜的领域，我没办法对它有所违抗。 一阵轰鸣声不由分说挤进耳来，打破无人声的沉寂。绿皮车，亮着灯，在我转身回看的瞬间驶过。一阵明一阵暗，速度不快，持续了好一阵。 刚刚准备开始思考的念头被它不怀好意地卷走。再一次，我陷入茫然。 向前走去的时候，一个念头迅速闪过又随即消隐，我试图捕捉它，在绿皮车“咣当咣当”的声音间歇之中。不知道走了多久，估摸着大概有一站地，我站在刚刚看到的微光面前。快要坏了的街灯，我早该想到的。 说实话——我向记忆里搜索，像这种人迹罕至的郊区，我见过的真不怎么多。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很快能想起来这个地方到底属于哪里，除非，我真的忘了。 “无目的地逃亡”，似乎是一个缺乏严谨性的能指。一个人真的会进行“无目的”的逃亡吗？我对此表示怀疑。总有某些东西指引着你，无论你称之为“神”、“无意识”、“非理性因素”还是别的什么玩意儿，我真的不相信一个人会真的“无目的”——不管是方向、方式还是别的什么层面上，讲真的，我一点儿也不相信。 不过我这次确实不太能弄清自己的为什么逃了出来。 什么？别耍人了？没有，你得相信我。我是 ...

拿余华作为复健计划的第一本，实在有些令人焦虑。毕竟是复健，话能不能说囫囵、能不能比作编辑之前有所提升是个挑战，更别说我还没读过《第七日》《兄弟》这些较近的余华小说。如果可能的话，之后会联系起来谈吧。 回到这本书，即便是第一时间购入，阅读时间也被我拉得很长：前二十页读了一个月，之后的内容一天读完。整体速度没变得太慢，不过相较于自我保持的良好，或许更该归功于余华流畅的文字。 前两年读《活着》是在读罢前期余华锋芒毕露的诸多作品之后，因此一直以来我都对那本书颇有微词。虽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面对明显取巧的作者而言，我实在难以忍受（是的，我认为余华应该有更上一层楼的潜质）。以他对写作技巧的把握能力，完全没有必要一下子”倒退”到一百年前，将形式与内容结合的选择大概能为他铺就更高的写作道路吧。只是，没有如果。 《活着》在我这里远不如《在细雨中呼喊》，也远比不上后者带来的精神冲击力。尤其是在看烂了令人疲倦、无趣、自以为是的新历史叙事之后。《活着》，相较于早期的中短篇而言，无疑是令人失望的，以至于每次夸赞它，我都只想说它在语言和叙事层面超人般的流畅性。 《文城》，亦是如此。 优雅且修辞张力的语言贯穿全篇 ...

远离现场的我们往往习惯于用“发展中的阵痛”对凋敝的乡村加以概括，并顺遂言说进入它设置好的麻痹怪圈，好像这么认定之后我们便完成了对农人们的“理解”：由于陈述，我们在感知层面似乎已经让自己亲身经历了这一切苦痛，因而也就不再需要进入乡村加以考察。殊不知单纯地不断陈述名为“阵痛”的语词这一行为本身就显露出一种虚伪。在这一点上，梁鸿的返乡与她的思考理应得到我们的尊重。 梁鸿所见的故乡“寂寞、荒凉、矛盾，没有生命力、没有情感”，这些特点也成为故乡的基本形态。改革发展预设的美好生活落地后却形成乡村的“衰败”，巨大错位带给农人的不仅是日常生活、经济上的窘迫，也还有精神上的压抑和痛苦。城乡巨大差异带来的人口流动和社会治安难以保证问题、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歧视、农民工边缘化弱势化的现实、空心化的村落、留守儿童与留守老人、日渐萎缩的农村教育以及日益增长的农村青少年犯罪问题——乡村的失落确实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巨力。狂飙突进的城市化进程伴随着无限增长的房地产泡沫，本质上并不具有坚实的基础，一旦抽离，崩塌与颓圮将带来巨大、无可避免的悲剧。乡村的衰落随着青壮年农民工的出走愈演愈烈，曾经喧闹的乡土中国如今逐渐被失落涣 ...

摘要： 兄弟形象众多是《儒林外史》的一大特色。出现在后半部的余特、余持兄弟被作者视为是“从古没有的”。高调肯定的背后与文本中的形象有一定的距离。五河县被塑造为恶赖之地，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强烈的情绪化色彩。空间书写含纳了各式各样三教九流的人物，建构显示出作者的刻意性。二余兄弟之间友悌重孝的特点与私和人命、抗命诡辩的行径揭示出“以伦理道德来瓦解伦理道德本身的神圣性”这样一种儒家伦理教化内在的矛盾。“贤而不贤”反映了地域空间乃至整个时代对个体的侵蚀与个体对它们的拒斥这样两种角力行为所构成的困境，书中人物以及吴敬梓本人均难以逃脱。 关键词： 传统伦理道德  五河县  余特  余持  矛盾 《儒林外史》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讽刺小说，作者吴敬梓在书中塑造了大量的儒林士子形象，而其中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物不少是以兄弟关系出现的，无论是早已映入人心的严监生和严贡生，还是后来接连出现的娄家二位公子，甚至在小说中最为作者重视的杜少卿也是与其族兄杜慎卿前后相继出场的。纵观全书，兄弟形象可谓是贯穿了整部作品的始末，而笔者将要在此处做出分析的余特、余持兄弟二人，无论是在出场的时机还是作者为之 ...

摘要： 死亡叙事在《四世同堂》中多次出现且富有特殊意义，与小说结构与主题存在关联。“钱家之殇”作为《惶惑》的重点情节单元，其中的三场死亡与一场暴行值得关注。仲石之死揭示了抗战伊始胡同居民的心理状况也暗含老舍对反抗侵略势力方式的选择和判断，成为唤醒胡同民众民族国家观念的第一声警钟。钱先生作为情节单元的“贯索”串联起钱家的三场死亡，发生在钱家的一系列事件改变了胡同居民对于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和看法。钱太太与孟石之死具有典型性，反映了《四世同堂》死亡叙事的主要特点。 关键词： 死亡叙事  《四世同堂》  抗战文学  钱默吟 老舍于四十年代中后期着手创作的《四世同堂》在他一生的创作历程中有着无可撼动的集大成地位，即便是放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共三十年的历程中审视，它也无疑是一部分量厚重的史诗性巨著。在这部小说中，老舍不仅刻画了社会底层的车夫、巡警这类在他以往作品中作为主角出现过的形象，而且含纳了艺人、商贩、教师等其它社会上有着各种身份的人物，正是由于形象众多且种类丰富才使得小说更具史诗性。如果关注老舍在小说中的人物书写状况，则不难发现老舍展现出来一种极富深意的设置——即小说中的诸多人物均与死亡 ...

## 01 “真冷啊” 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在脑海里重复这句话了。 太多时候，我的言语只在脑海中打转，随着念头的转变从无中产生再回到虚无中去。 我是在一个偶然的瞬间发现自己在实际生活中是个有些过于缄默的人。想来，回到学校之后，每天能够被说出口的字实在是寥寥无几。用声带发音的，算来算去也就只是在打饭时不得不跟食堂阿姨或者小哥说的有限的“这个”和“那个”。作为一种习性，它与一切同样被称为“习性”的东西一样，隐匿、充斥在我的生活之中，为之赋名——“不可见却不可缺的日常”。赋名这个词，也是随机滑入到我思维中的，运用它，似乎让我拥有了一种权力，尽管只是虚无缥缈的“权力”。但实际这种“权力”也是可疑的，因为它进入言说过程的时候并不受我控制，跟像是一个侵入者。言说的过程表面上显示着我在思考，但实际上是否真的如此，还是说我只不过是在语言的惯性下向前移动，本该运用语言的我成为被语言操纵的“傀儡”？我不知道。 在不知不觉中已经习惯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发声对我而言，越来越成为一种“仪式”，它代表着对“日常”的逸出，即便是在发声的时刻，我也常常忘记自己的声音，意识不到自己声音的特质，而每次有所意识却又总会 ...

摘要： “民可”二句出自《论语·泰伯》，为孔子所言。自汉魏以来，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两句话进行了充分的阐释。从经义角度看，这些解读可以分为以郑玄、朱熹和刘宝楠等人为代表的教化说，赵佑等人所支持的愚民说以及围绕何晏而形成的无所谓教化与愚民共三种。综合来看，三种观点都认同“民”这种说法含有贬抑色彩，并将之作为自己学说的基础，但由于愚民说既符合孔子的施政思想又有相关史实作为依据，并且在时间上也更接近《论语》的成书时代，因而在笔者看来更具合理性。 关键词： 《论语》  愚民  教化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出自《论语·泰伯》（下略称“民可”），为孔子所言。[1]此二句由于涉及到统治者或说施教者与平民百姓之间的关系，加之其中所显示出的思想与孔子本人的一贯主张有所差异，因而为历代学者所关注。他们或是从字词训诂角度入手，或是由义理分析介入其中，提出自己对此章的看法。经过两千多年的积累与发展，这些见解已经形成了一份容量巨大的的思想清单，而当我们试图拨开阻隔在我们与历史事实之间的重重迷雾去探寻千百年前的圣人之意时，我们会发现，对这些纷繁复杂的旧有文献进行梳理实际上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工作，本文即 ...

摘要： “于是沉辞怫悦”四句出自陆机《文赋》正文第二段，自唐代以来，历代学者从训诂、句意两方面对之进行了诸多阐释。从训诂角度看，有歧义的词汇为“联翩”和“怫悦”，综合考虑，前者之意当为“连绵不断貌”，后者“怫”、“悦”二字当分开解读。句意解读亦可视为创作过程的构思阶段和物化阶段之争。二说均从“物”、“意”、“文”三者关系出发，今人学者亦用艺术想象论加以进一步申说。考虑训诂词义、前后文关系、四句内部关系及所用比喻等因素，笔者认为这四句实际上涵括构思到物化阶段的整个过程。陆机于晋代就已指出文学想象和文学语言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 关键词：文赋  “文”、“意”关系  艺术想象  释义 “于是沉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四句出自陆机《文赋》正文第二段。一直以来，这四句话及其所在的段落均被视为是陆机在谈论自己对于创作问题的看法，而由于居于段落的中央且在内容上与前后文均有所差异，加之前后文中所提出的观点更具启发性，因此历代评论家在论述这四句话时更多选择将之纳入到对整段话的解读之中，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自身所独有的意义。通过对历代学者论述情 ...

课程进展到现在，笔者很难说自己已经将老师讲解的将所有的内容都掌握了，但在读了一些文献并对之加以思考之后，确实可以说感受到了一种精进。对于有关读诗法的问题，笔者认为老师所讲授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得意忘言和自得四种方法之间是有着一定的关联的。这篇文章一方面将结合笔者个人的感受谈谈对于这些方法的见解，另一方面也将尝试着运用这些方法对具体作品进行解读。 一、从“知人论世”到“自得”如果将读诗看作是烹饪料理，那么知人论世则相当于烹调过程中的食材准备步骤，它不仅仅需要我们精确地处理手中的每一份材料，而且需要我们了解这些食材的各种信息，比如产地、新鲜程度甚至酸度、甜度及其它属性。虽然这些内容在大多数普通烹饪者看来并不会对成品产生太大影响，但对于那些经受过专业训练的厨师而言，即便只是些微的差异也会造成成品口感的巨大不同。知人论世亦是如此，在笔者看来，它是我们进入中国古典诗歌这座王国一把不可或缺的钥匙：一方面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揭开围拢在诗歌周围的面纱，从而给研究者带来更为精细的感触（即诗歌情感或细节上的明确）；另一方面又能够使我们更好地进入诗歌所呈现的精彩图卷，从而更能切身体会到诗人吟咏时的心境 ...

豆瓣对本书的介绍： 本书为日本文字学家、汉学家白川静（1910—2006）代表作《中国古代文学》的第二部，述及西汉初期到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文学史，涉及司马迁、汉赋与乐府、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陶渊明、谢灵运等文学派别与文学家。作者具有深厚的文字学功底与考据功力，加之日本学者严谨而细腻的风格，遂使本书常发他人所不能道，视角独特，见解深刻。作者从《史记》中的“天道是耶非耶”一句入手，将其作为理解西汉至南北朝之间企图摆脱国家羁绊、拒绝埋没于体制的“士人”精神的锁钥，勾勒出中国古代士人努力把握命运、遵循自然情感而生的人文群像。 《中国古代文学》是白川静研究中国上古至南北朝时期文学的普及性著作。其书被日本中央公论新社收入文库丛书，是面向一般读者而不做艰深学术分析的著作。原书承接白川静性质类似的著作《中国神话》，共分《从神话到楚辞》《从〈史记〉到陶渊明》两册。 《士人与文学》司马迁提出的命运问题，也确定了后世士人们的生存方式。 这一时期（汉魏六朝）的士人文学，作为直面命运的方式，围绕五言古诗这种自我表现形式展开，并收获了更多的表达样式。这些样式在陶渊明与谢灵运的文学当中，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六朝后 ...

雨气透过窗飘进来，无论住处有多高，都逃脱不了它的追逐。 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 阴暗的光露怯般照进一隅，百无聊赖随窗帘摆动，增增减减它占据那块瓷砖的面积。 按掉闹钟后又过了多久？安静得能听到从阳台传来车流奔逐的声音。下意识里，翻身、蜷缩、拉紧空调被、塞好嘴角，眼睛还是不愿睁开。 一般来说，一天中最美妙的时间便是与睡眠相关的头尾两端，心情平静、有惬意清爽的风吹、不用考虑日日月月年年上演的糟心事。虽然都只有短短几分钟，但还是令人感到莫名心安，好像挨到那个时间，一切都与自己无关了。 有想过一觉不醒会怎么样吗？ 这个问题太俗了，也确实没想过。想的从来只有“要是能一觉不醒就好了”，却从来没有想过后果如何。太麻烦了吧，还要考虑死后世界是什么样子，想要结束此生不就是为了摆脱活着永远也摆脱不了的麻烦吗？为什么死前还要给自己找这么个麻烦？ 这么说也有些道理。 “手抓饼在厨房，拿出来的时候记得拿吸油纸擦一下电饼铛，然后盖住放好。” 很久没看到那个小本子，她把“铛”字写错了，这个小本子里她写错的字太多了。迷瞪着还有些站不稳的时候，没想到脑海里浮现的是这些想法。 餐桌紧 ...

红色伸缩中性笔的墨水终于消耗殆尽，时间久到已经记不清自己上一次是在什么时候旋开它了。前两天在子宜那里，窗外飘着细雨，明明是正午时分，却阴翳得像是傍晚。雨云追逐着我，由南到北，久久停留在我身处的城市上空，欲落未落，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文学史书上一道道红色横线随性附着在一行行宋体铅字下，从左到右，不断延伸，越到后面的书页，早已显露出衰相的笔芯阻尼感便越强，最终在戛然而止的尾部留下一滩滩莫名其妙的“积水”，在翻翻合合中留下难看的红色印记。 我一直不怎么能把握好写字的力道。 本以为笔尖上的钢珠会更早一步支撑不住，但最终还是在魏晋骈文的一行里失去了色彩。看着渐渐消失的红色与深印于字符下的划线，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啊，终于用完了吗。” 我坐在他的床上，合上书，望着对面矮屋。我记得楼下院子里有一只橘猫，子宜之前给我拍过他，照片里，他趴在蓝色PVC板做成的房顶上晒太阳。五月返京的那几天，我们夜里还听到过它的叫声。 抵京当天的夜里，我跟子宜说我有点想可乐。毕竟这是他第一次自己在家，从五月把他接回家后我每天都陪着他，少了人中午、下午喂他饭吃，少了人给他铲猫砂和换水，我很担心他会不会一躺躺一整天，茶饭不思 ...

先锋文学刊物《作家》先后于1999年4月号、5月号刊发十三位作家的“后先锋”小说与创作谈，提出“后先锋”概念。本文采用布尔迪厄的文化生产场域理论，从当代文学的生产传播体制角度出发研究此次文学期刊策划事件，意图通过政治、经济与文学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还原《作家》“后先锋”专号的诞生始末。 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繁荣发展，政策资金“断奶”，文学失去轰动效应，文学期刊迫于生存开始市场化改革，当代“文学场”进入改革过渡阶段，期刊编辑获得“场域准入权”，以商业利益为目的的期刊策划行为成为重要改革手段。“后先锋”概念先由部分作家提出，后受《作家》主编宗仁发支持，最终成为极具目的性的期刊策划行为和文学事件，显示出这一时代文学作者、编辑对市场与商业社会的妥协。 政治不再直接干预文学，但仍居幕后引导文学评奖、文化及文学氛围。曾经的先锋作家“功成名就”纷纷“后撤”，新锐作家继承失落的先锋精神宣称自身与文学史的“断裂”，试图于几近完成的“文学场”开辟立身之地。“后先锋”成为“断裂”运动的延续，是“政治场”与“文学场”激烈碰撞的体现。 《作家》刊物及时任主编宗仁发均有很强的先锋文学趣味，他在接手刊物后强调读者意识 ...

01一觉醒来，雨不再下。存留的风一推一送地操控着合拢的窗帘，留下惨白阴翳的光，在将睁未睁的眼前闪烁。穿堂风和夜雨、可乐在阳台上时不时玩猫砂盆和玩具弄出的声响、粘着在身上的空调被，搅扰着疲惫而又紧张的神经。睡前没有吃药，或许如以往吃下镇静药物，昨夜尚能陷入沉眠。 拉开窗帘的时候看到对面小区里已经有人骑电动车出门了，但雨似乎还有些意犹未尽。看着穿紫色雨衣的人骑车隐没在视线之外，那种感觉难以言说。 到阳台撤下挡板，可乐眯缝着眼缩在整理箱落成的最高处，没有动的意向。一边挖猫粮，一边看向楼下的地下道，水位已经下降了不少，但仍旧浸满了整个涵洞。路口处几个人撑着伞向里面张望，跟昨天消防队来的时候一样，似乎那汪深达四米的污水对他们有着难以言说的魔力。还好，可乐还保持着旺盛的食欲。 网络对感官的延伸让自己再次感到天灾的可怖。雨水倾注而下，漫灌全城，社交软件上一条接一条的自救、求救讯息，让坐在家中一边啃面包片一边查看信息的我多少有些恍惚。想来，上次出门还是一周多前，也是阴云密布的燥热天气，大中午排队打疫苗，社区卫生所人头熙攘，刚刚开始下午的接种，已经排起长队，那时对从北京回来后第一次出门的我而言， ...

千头万绪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到今天，离校回家也算有大半年了。这些日子以来，有好几次我都以为自己要忍不住写些什么，离京的那天、离职的那天、跟娄总和大家吃完饭回来的那天、看完老丁的那天，但我都没有动笔。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拖些什么，似乎打心底里认为，动笔是无意义的，因为知道下笔也写不出来任何东西，沉浸在失去述说能力的自我诅咒之中，麻痹于言不尽意的自我暗示里。 多少有些羞于暴露自己的心境，懒于回顾自己的生活，害怕一旦回头望去，自己不过越走越深，毫无逃离的可能。但实际这不过也是一种自我麻痹，现在想想，或许当时多回头看看说不定就能够拉自己一把。 离京的那个上午，子宜帮我拉着行李箱，送我进西站。那时我急于逃离这座城市，心想着回到家一切便会有所转机。站在扶梯上回望的时候，他久久站在那里。脑袋里想到前一天的对话，便觉得残忍又苦闷。在动车上三番五次想到要如何写一篇文章来记录那段忙乱的生活，还准备美其名曰《离京后记》，可到家便迅速将其抛之脑后。 之后便是搬家，傻傻地投简历，阴差阳错被录用，度过三个月忙碌劳累的工作生活。深感疲惫后意欲离职复习，但却未能如意。居家三个月，再度沉沦，每日不是读些闲书便是将天光浪费到 ...

摘要： 本文对李征教授未能论述的“日本人在外国人眼中的表象”加以说明。小说采用不定内聚焦型叙述视角，在涉及政治经济等宏观国际问题时常常出现“虚拟的在场者”，作为日本人的“虚拟的在场者”承接了部分视角，因而外国人对日本人的看法实际上带有日本人自我臆想的特点，这同样反映出日本人对外国人的态度。中国人、印度人眼中的日本人形象多带有侵略扩张色彩，日本人对这二者有异常密切的关注并持否定批判态度。欧美人对日本人更多是轻蔑和不屑，日本人对欧美人亦带有复杂矛盾的病态心理，后者拒绝接纳前者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日本走向军国主义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上海》  叙述视角  叙述声音  人物表象 时任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的李征教授于2012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身体的表现与小说的政治学——横光利一<上海>中的外国人表象》的论文。在文章中他以“小说中日本人看待租界中其他国籍的居留者的方式”（即所谓的“外国人表象”）作为切入点，通过分析横光这部作品的连载版本与定本中对非日籍人物书写的改动情况，勾勒出其背后所显示出的殖民主义、民族主义以及以前两者为基础的亚洲主义的文化与政治观念。然而正如他在 ...

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愈发显露出多元化、个性化以及深刻化的特征，其中九十年代初期出现的一批“新历史小说”，它们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反传统的宏大历史叙述模式，更多地转向透过个人视角表现人物所处的地域或时代的历史的沧桑变化，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一定影响的文学现象。在笔者看来，出版于2005年12月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下称《额》）则是这一潮流余波中的一部较为重要的作品。小说通过一位年逾九旬的鄂温克族老人之口，向读者们讲述了她所身处的一支世代生存繁衍于额尔古纳河两岸的鄂温克部落的百年兴衰史，除却小说中所展示的自然景象、人文习俗以及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的鄂温克人的生存境态之外，作者的笔端也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这支身处边疆的少数民族部落同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而正是在这种关系之中我们能够窥见他们对于“中华民族”的态度。 在分析文本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文中将涉及到的重要概念进行阐释，首先是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解。在笔者看来，“共同体”其实是由多个参与主体所建构起来的，这些主体之间实际上形成的是一种“共生”的关系，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关系下，参与主体一方面保留了不同个体之间的共性，即各个 ...